江蘇睢寧信用評級運行4年民眾不知 鬧訪入評級|江蘇睢寧信用評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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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新華網6月19日刊發一組信用體系建設的報道,讓江蘇睢寧縣再次陷入輿論質疑風潮。該縣4年前推出大眾信用評級制度時,已被譏為“在發放良民證”。兩次質疑的焦點完全一致:政府征信會導致公權侵犯私權。 記者在睢寧走訪發現,原本為滿足商業需求、為銀行借貸服務的個人信用制度,當由政府主導後,會出現一系列怪現狀:用行政思維設定的獎懲無從落實;將上訪定義為信用缺失遭受強烈的社會反彈;信用數據封閉式運作無法服務於更多商業結構。睢寧也在思考,如何引進第三方機構,如何打破政府各部門的信息壁壘。這也是中國要建立信用制度所面臨的一個難題。 □新京報記者 張永生 實習生 孫貝貝 江蘇徐州、北京報道 時隔四年,江蘇睢寧縣再次被輿論包圍。此次引爆輿論的,依舊是“信用”二字。6月19日,睢寧縣網絡科從搜索引擎裡,檢索出鋪天蓋地的“信用”字樣。媒體和專傢學者均質疑,認為睢寧大眾信用管理打分評級系統,是給人劃分三六九等的“良民證”;對於“獲得信用加分可優先低保評選等款項”,學者認為,低保是針對貧困人群的,信用加分跟貧困有何關系?睢寧縣的這套“大眾信用管理打分評級系統”,自2010年1月1日推行,是當地政府花瞭80萬元開發的征信系統,征集本地14歲以上114萬居民的個人信用信息。 由於將鬧訪等行為納入信用評級,該新政一推出即遭遇質疑。但在質疑後,該新政並未被廢置,而是從高調推進,轉為低調執行。回顧這4年的執行情況,這項關乎睢寧每個人的信用制度,卻鮮有人知道,它竟然還在執行。不少人開始反思,信用評級應該交由第三方獨立機構。睢寧當地一名政府人士感嘆說,“睢寧的政府版征信,在原點就有問題。” 信用評級,鮮有知曉 縣裡的商戶、出租車司機許多都不知道,政府在為居民評定信用等級,以及相關獎懲的情況 睢寧是蘇北一座縣城,在縣城客運站西側的東升街,記者向近50傢商戶詢問大眾信用管理情況,兩三傢商戶稱,他們聽過此事,其餘則表示沒聽過。 開出租的朱平在圈子裡一向消息靈通,可他和多名司機都稱不知此事。 2010年3月,刊登在《今日睢寧》報上的那份《睢寧縣1-2月份大眾信用信息減分情況公佈》上有被扣分者的戶籍地址。 6月24日,新京報記者找到雙溝鎮三友村的李長遠,李因個人欠貸12次被扣360分,到瞭C級誠信警示級別。 破敗的村莊裡,見有人找,李長遠一開始很緊張,得知是問信用的事,他瞬間松弛,想瞭半天說,好像知道這回事,“這些貸款是替我們村原來的村幹部王繼祥背的,他從銀行貸瞭款,數額太大,就找我幫著背。” 他說,2010年前後,銀行的人來找他催款時,鎮上的幹部跟他提過,再不還款會被扣分。 根據征信辦程衛東的說法,征信辦除瞭從各部門收集居民違法違規信息外,各鄉鎮、村委也有逐級向征信辦上報涉及扣減、加分情況的任務,“比如不贍養老人會被扣分,具體到每個居民,基層才最清楚情況。” 李長遠說,鎮裡和村委會知道他是替王繼祥背貸款,村裡好幾個人都在替王繼祥背貸款。 得知自己真被扣瞭分,李長遠惱怒地說,扣分的事,沒人具體通知過他,他也不知道究竟被扣瞭多少分。 睢寧縣宣傳部副部長艾丹說,加減分的情況,征信辦隻是有選擇地通知一些居民,所以很多人不知道為什麼被扣分、扣瞭多少分。 420項評定管住民風 睢寧縣曾經民風失信嚴重,2009年新任縣委書記力推大眾信用評級,糾正民風、官風 對於實行大眾征信管理的初衷,艾丹說,其目的是管民風。 2007年之前的30年裡,睢寧換瞭17任縣委書記。2008年,睢寧時任縣委書記、被稱作個性官員的王天琦推行禁酒令,是全國首創,為此處理瞭18名幹部,先嚴管瞭官風。 艾丹稱,彼時睢寧民風失信嚴重,招商引資來的工程,被征地的農民坐地起價、阻撓施工現象時有發生。2007年時,睢寧還戴著“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重點管理縣”、“金融高風險區域”、“信訪高發點”等5頂帽子,常有村民圍堵政府、訪民占據政府辦公場所鬧訪的事。 2009年,睢寧縣嚴管民風先從治理公車、私傢車闖紅燈開始。睢寧有“誰闖紅燈誰牛”的風氣,政府發動全社會“隨手拍”,將闖紅燈者拍下來,在電視臺和報紙上公開刊播,“搞得很熱鬧。” 2010年1月1日,《睢寧縣大眾信用管理試行辦法》正式實施,“這套系統既管官風,也管民風。” 這套系統的實施細則當時包括420項,每人基本分值被規定為1000分,包括商業服務信用信息150分、社會服務信用信息120分、社會信用特別信息200分,其中社會管理信用信息530分,包括制假售假、傢庭道德、社會秩序、交通違法等,此外,鬧訪、纏訪也會被扣分。 除此之外,睢寧將居民信用分為A、B、C、D級,A為誠信、B為較誠信、C為誠信警示、D則是不誠信。 睢寧征信方法,是將公安、工商、法院、銀行等部門違法違規信息收集一處,統一錄入征信辦的信息平臺。 照程衛東的說法,以前,一個人在工商有違規記錄,但其他部門並不知道,信息匯集後,這個人的所有違規違法記錄都能在征信辦查到,有助於更全面瞭解這個人。 當時,王天琦在回應媒體時稱,制訂方案的人都是本地專傢。縣裡成立瞭一個二十多人的起草小組,來自縣法制辦、公安局、法院和檢察院,縣紀委牽頭。他們全畢業於專業政法院校,受過法律教育。 “這件事是虛的” 睢寧規定信用為A者入學、就業優先照顧,D者不考慮救助;有官員表示,均難落實 信用評級施行2個月後,睢寧公佈情況。這也是睢寧唯一一次公佈推行情況。 對於這套評級制度,睢寧縣政府稱,社會各界認可,人民群眾歡迎,沒有發生任何社會震蕩,已初步顯現出瞭具體效果。2010年1-2月農村盜竊發案率同比下降26.8%,公安交警部門查扣酒駕人數同比下降71.4%,闖紅燈人、車數同比下降22.8%,交通事故死亡率同比下降26%,貸款按期償還率同比上升9.3%,農村贍養老人糾紛案件大幅度下降。 但4年後,記者再次回訪,睢寧一名官員則表示,“這件事,給人的感覺都是虛的。” 根據制度設計,信用等級的高低,有相應的獎懲。而這些獎懲通常很難落實。 信用被評A者,在入學、就業、低保、社會救助等方面優先照顧,在入黨、提幹等政審環節會優先考慮;而個人信用到瞭D級,政審類考察不予考慮,資格審核、執照審核、政策性扶持、救助項目中原則上不予考慮。 在政府公佈的名單上,王繼祥被扣瞭210分,這名原村幹部如今去瞭鎮上的規劃辦上班,新京報記者多次電話聯系,王均未接聽,上門尋找,雙溝鎮規劃辦的工作人員稱王不在。 征信辦的程衛東說,“這件事實施後,沒因為扣分而真影響過誰。”6月26日,程衛東說。 評級細則中提到,獲得加分的個人,在孩子入園時將受優待。但目前為止,也未聽說有人因此獲得實惠。 睢寧縣一名官員說,“縣裡有個機關幼兒園,隻招300人,來瞭1000多人,傢長夜裡排隊領號,如果這時從後面來個人說,對不起,我信用分高,該排到你們前面去,一群人立刻就能把他打死,這不神經病嗎?” 這名官員稱,這套方案的實操性並不強,比如執法部門發現有商戶售假,不可能參考該商戶的信用分而執法,“隻能依靠國傢相關法律去執法,不能說你信用到瞭一定級別我就吊銷你的營業執照,這是違法的。” “說加分優先提幹,你不是公務員怎麼提幹?不當兵誰用政審?”在他看來,受到實際影響的是一些跑路的建築商,再次參與招投標、承攬工程、貸款時會有限制。 6月26日,睢寧縣一傢銀行負責人透露,銀行批貸,會查詢央行的個人信用記錄,其次會參考申請人在本銀行的信貸情況,“征信辦經常會問我們要居民的欠貸記錄,我們銀行有時也會去征信辦調取申請人的信用記錄,但很少以此為據。” 睢寧縣另一傢商業銀行負責批貸的部門負責人則直接稱,他是從網上知道瞭睢寧在搞大眾信用管理,實際批貸中從未遇見誰因為在政府那套征信記錄中有問題而被拒絕貸款。 是為方便政府管理? 4年前新政推出,遭到社會強烈質疑,認為由政府來評定信用是公權力對私權的侵害 睢寧縣的信用評級制度一出世,就面臨原點錯誤的問題。由於是政府制定,所以對“信用”的界定帶有鮮明的政府立場。也正是這點,引爆瞭輿論對此的質疑浪潮。 按照睢寧規定,招商引資可獲加分,鬧訪、纏訪將扣分,有媒體認為,“招商引資和鬧訪、纏訪都跟信用有什麼關系呢?” 復旦大學社會科學基礎部副教授邵曉瑩曾對媒體表示,睢寧版征信中“圍堵沖擊黨政機關、企業、工地、纏訪、鬧訪”扣50分等條款確實給人一種暗示:上訪、告狀、網上舉報在睢寧都有很大“風險”,“信用體系在這裡成瞭一種工具,這無疑是不合適的。” 另有媒體稱,睢寧政府版征信,可能將個人行為責任擴大化,一個人因為沒遵守交通規則被罰分,並不意味著該人會借瞭貸款不還,這些評價也不應該在其申請國傢救濟方面受到限制。 “外界的質疑,主要集中在政府公權力有可能侵犯公民權利、很多措施都是為瞭方便政府治理上。”程衛東對新京報記者說。 2010年3月底,針對外界的第一輪質疑,當時還是睢寧縣政府新聞發言人的艾丹寫瞭篇數千字的長文,“能聽睢寧說句話嗎?”發到政府網上。 “當時都有點悲壯的意味瞭。”艾丹回憶說,他在文章裡說,睢寧的大眾征信管理,既根據法律、法規,又結合外地成功經驗,同時也吸收瞭國外的先進經驗和國際通行慣例,目的是建立、健全以道德為支撐、法律為保障的社會信用制度,強化政府對社會的管理能力、不斷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為和諧社會建設提供保證。 但艾丹的文章沒有提及,國外的很多征信機構都不是政府辦的。 艾丹這篇辯解性的文章未平息輿論,反而換來更嚴重的質疑,文章很快被從政府官網上撤下來。 挨瞭10多天,風暴才終於過去。 從高調轉向封閉 睢寧政府表示已刪除一些項目,但拒絕公開評定細則;目前評級主要用於幹部選拔等 據睢寧的官員回憶,2010年3月,首套方案被質疑後,時任縣委書記王天琦壓力很大,最後給出的指示是,埋頭搞,不回應,不辯解。 同年5月,按照艾丹和程衛東的說法,睢寧修改瞭《睢寧縣大眾信用管理試行辦法》,去掉瞭鬧訪、纏訪扣分,獲得加分將受到低保評選優待等內容,“刪除瞭20來項,基本都是方案中跟國傢政策抵觸的部分。” “也就是說,一受到質疑,這件事就采取瞭自我封閉的姿態,拒絕跟外界對話。”6月2日,睢寧一名官員證實,修改方案的事從未以任何渠道向外公佈過。 6月26日,新京報記者多次請求睢寧縣征信辦出示他們2010年5月修改後的征信版本,但被拒絕。 刪除的究竟是哪幾項?是不是還保留有類似鬧訪、低保影響公民個人信用分數的款項?既然刪除瞭,為什麼不公佈?對於這些問題,程衛東的解釋是,修改版本隻是在原版本上劃掉瞭部分內容,未再整理打印。 艾丹稱,縣裡對這件事很敏感,“我們不想被外界看到後再引發新一輪質疑。” “究竟刪除沒刪除,誰知道?”一名地方官員認為,這種不透明的征信其實是在給睢寧這個政府版的征信政策減分,讓本就被質疑的立場和公正問題再蒙陰影。 6月26日,程衛東說,到目前為止,征信辦收集到的個人記錄,雖然名義上對外開放,政府官網上也有居民查詢入口,但如果真要查自己的信用記錄,還是得跑到征信辦。個人隻能查詢自己的信用記錄。 民營企業如需查詢雇傭人員的信用記錄,須帶單位證明手續前來,“現在還沒有民營企業來查過,個人來查的也很少。” 程坦承,這套系統,目前隻在幹部提拔和國土部門查詢招投標人是否有過往失信記錄等方面發揮作用,“我們現在是鼓勵政府部門先用。” “第三方”漸行漸近 中國社會組織弱小,征信工作會遭遇政府部門的信息壁壘;但突破和嘗試已在江蘇地方上出現 征信機構設立的最初目的,是為銀行貸款服務,所以,需要有獨立、客觀的第三方。國務院2013年施行的《征信管理條例》也規定,征信機構應當符合“公司法”規定的公司設立條件,還要經國務院征信業監督管理部門批準,睢寧的征信辦均不符合上述規定。 由於睢寧是政府在完成征信工作,所以今年6月中旬,媒體再次報道睢寧縣的該項政策後,再次引發輿論質疑。而質疑焦點和4年前幾乎一致。 關於飽受質疑的“政府自己征信,信息是否可信”問題,在2010年艾丹的那篇“能聽睢寧說句話嗎”裡,他沒提到,征信應由第三方進行,而睢寧做法則是由政府征信,再由政府對個人信用記錄作評分、分級。這也是造成當時的網上輿論質疑睢寧“不從根本找原因”的因素之一。 6月26日,艾丹稱,在睢寧的大眾征信管理啟動之前,政府也考慮過引入第三方來做大眾征信,“可目前也沒有合適的第三方做這件事。” 他的理由還有,無論國內外,征信工作都是需要向各政府管理部門及金融機構獲取公民違法違規信息的,“我們國傢各部門有信息壁壘,由企業去問政府部門要公民的違法違規記錄基本不可能。” 征信辦的程衛東說,對於個人信息,政府收集還會繼續,但整體向服務方向做,“我們相信,等收集到一定量,肯定會有用處。” 但在采訪中也能發現,睢寧政府也認識到第三方對征信工作的重要性。 程衛東說,征信辦已著手將打分、評級等環節去掉,最後形成隻記錄信息,不發表評價,“這些其實是應該交給第三方去做的。” 程衛東和艾丹還告訴記者,目前,江蘇省一些地方正在推行的大眾征信工作,確實由第三方在做。 一條至今仍掛在睢寧縣政府官網“誠信睢寧”板塊上的消息多少給現實增加瞭些有趣的色彩,雖然至今睢寧仍是政府自己征信,但在這條信息裡,官方稱,個人信用報告是由第三方信用服務機構依法采集、整理、加工和提供給合法信息查詢人的一份客觀的個人信用歷史記錄。 (原標題:漩渦中的睢寧縣政府版征信) T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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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30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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